王安石变法的争议很大的原因之二执行层面严重跑偏!下面和小编一起来具体了解一下:
第二,王安石变法在执行层面上严重的跑偏了(鉴于篇幅就不展开论述如何跑偏),本来的“惠民政策”(比如青苗法,免役法等)到了执行层面较终变成了加剧老百姓负担的负面政策,美好的愿望较终成了让老百姓“民不聊生”的现实。一副《流民图》让宋神宗感到了事态严重,于是,从坚决支持王安石变法变成了反对变法,王安石的变革在上至皇帝下到百姓的反对声中草草收场,反对变法的司马光上台了,改革的首倡者王安石被罢免回家。
而司马光对于这场出于美好愿望但设计有缺陷、执行更加离谱的“变法”进行了过分的“清算”。
这种过分的清算,较主要的表现就是“对事更对人”。否定了“变法”,同时也否定并不遗余力的打击支持和执行变法的官员,也就是所谓的新派。
这样,以打击和反抗为主旋律的“党争”就无限的持续,较终变成了“党同伐异”,而那些改革的措施本身却没有人去认真讨论它的利弊得失以及如何完善了。
这才是真正的悲剧。造成这个悲剧的根源,就是中国士大夫集团的所谓“道德,正义,和情怀”。改革之争总是会变成道义之争,正义之争和情怀之争。
从做事到做人,从来都是做人的那些人会很容易占到“道义,正义,情怀”的制高点。
中国的士大夫集团和他们衣钵的继承者,直到今天,还在习惯于在“技术,理论和执行”层面的争论当中用“道义和情怀”来占领精神的高地,似乎“精神”永远都是要高于物质。
这是因为,对于士大夫集团来讲,即使是说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时候,那个“匹夫”也仅仅是代表士大夫集团自己而已。而真正的“匹夫”是不配有这种情怀的。
中国的历,倡导变法的人,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其个人的归宿都是很悲惨的,王安石似乎是结局较好的一位。至少他不像商鞅那样被车裂,也没像后来的张居正被掘墓。